（［美］V.布什等著 范岱年 謝道華等譯：《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商務印書館 2004 年）
在世界上眾多有影響的科技政策著作中，如果我們只能舉出一本，那么這本書一定是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的《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自1945年發表以后，這部著作便成為無數研究、報告、分析、解釋和評論的主題，有人甚至把它比作科技政策的《圣經》。它不僅對戰后至今美國的科技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科技政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今天，該書的中譯文（中譯本書名為：《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終于公開面世，這對于中國科學界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建立了科技政策的范式，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在近60年歲月里，它揭示的重大科學主題一直回響在科學發展的歷程中。
科學成為促進國家發展的“邊疆”
《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科學技術發展來說，“二戰”是一個分水嶺，它從根本上改變了科學技術的性質。正如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學家杰拉爾德·霍爾頓（Gerald Holton）所說的，它表明了“從科學實驗室開始的一系列活動，能夠引起神話般的巨大進步和突然事件的發生。”在戰爭期間產生和發展的、異乎尋常的科學應用和技術發明直接改變了戰爭的進程，原子彈、雷達、青霉素等發明向世人雄辯地顯示出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由此，開啟了科學技術新的時代，開啟了科學與國家關系的新時代。從此，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不把科學技術放在一個顯著的地位。
顯示這一根本性變化的最具有重要意義的文件就是萬尼瓦爾·布什的《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這篇報告是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要求準備的。1944年11月17日，羅斯福總統給時任領導戰時科研活動的科學研究發展局（OSRD）局長的布什寫信，要求他就如何把戰時的經驗用于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的問題提出意見。1945年，布什在由杰出的科學家和其他學者組成的四個領域委員會的協助下，完成了報告，并賦予它一個富有想象力題目：《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展現了科學的前景——作為“沒有止境的邊疆”的科學將會取代美國西部物理上的邊疆，成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標準和推動社會變化的新的動力。“邊疆”或“疆域”（Frontier）是美國人經歷中最核心的內容，美國的發展伴隨著一批勇敢的拓荒者對未知疆域的不斷開拓。如今，政府應該像鼓勵開發西部邊疆那樣鼓勵和支持科學的發展：“政府應該鼓勵開辟新的邊疆，這已成為美國政策的一部分。它為快速船只打開了海域，為開拓者提供了土地。雖然這些邊疆或多或少已經消失了，但是科學的邊疆仍然存在著。應該使這些新的邊疆變得容易接近而由所有的美國公民來發展它，這是和已經創造出合眾國偉大形象的美國傳統相一致的。”（中譯本第52-53頁，引語中的“邊疆”中譯本原文為“前沿”）《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提出，人民的健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利需要科學進步、需要新的科學知識；聯邦政府應該承擔新的責任，對科學進行強大投資，促進產生新的科學知識和培訓青年人的科學才能，建立一種可以保障穩定的長期計劃、維護探索自由的新的支持機構——國家研究基金會。由此，布什奠定了國家支持科學和教育發展的思想基礎。
科學的本質是自由探索
在平常的觀念中，布什常常與所謂的線性模型（即基礎研究帶來應用研究，應用研究帶來技術發展，最后成為商品和服務）聯系在一起。其實，這是對布什思想的一種簡化，這種說法很容易低估布什思想的深度和廣度。
布什在《科學——永無止境的邊疆》中提出了很強的支持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的理由，包含著科學與國家關系的經典論述。它的基本預設有三條：（1）新的科學知識對于滿足國家目標是必不可少的。為了保證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公共福利，政府有責任支持科學研究；（2）基礎研究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基礎研究的發展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廣泛的利益；（3）科學共同體需要保持相對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壓力，保證科學知識的進展。布什思想的精髓是基礎研究的繁榮自然會滿足國家目標。基礎研究導致新知識，雖然我們不可能預測它將會有什么具體的應用，但最終不可避免地會得到實際應用。因此，國家不需要按社會經濟目標為科學設立優先選擇和路徑，政府應該提供的是穩定的資金支持基礎研究，保證探索的自由（freedom of inquiry）。因為“科學在廣闊前沿的進步來自自由學者的不受拘束的活動（the free play of free intellects），他們用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所支配的方式，不斷研究他們自己選擇的課題。”（中譯本第55頁）
關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后來一直不斷引起爭議，一部分原因是人們對科學的自由探索性存在著誤解，認為自由探索就是科學家可以隨心所欲地開展研究，就是否認為國家對科學發展的規劃和支持，否認科學為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貢獻。從布什提出“必須保證探索的自由”的前后文中，我們看出布什并不反對政府規劃和協調科學的發展：“許多在政府領導下于戰時科學應用中取得的經驗可以有效地應用于和平時期。政府特別是適合執行于這樣一些職能，例如，協調和支持具有全國重大意義的課題的全面規劃。”（中譯本第54頁）但是，特定的時期的成功經驗不能無條件推廣，某些領域的成功組織方式不能推廣到所有的科學領域。“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把戰時采用的方法轉到非常不同的和平環境中去。我們必須去掉我們（在戰時）曾不得不實行的硬性控制，恢復探索的自由和為擴充科學知識前沿所必需的那種健康的科學競爭精神。”（第54-55頁）科學研究有著自身的邏輯，其精神實質就是自由探索和自由創造。如果科學研究受到外界權威的干預和控制，或者過早地受到應用目標的限制，那么它的創造力就可能大大喪失。因此，布什提出政府資助科學計劃的其中兩個原則是（１）應該由對科學和教育有廣泛興趣和理解的人管理，（２）保證受資助機構從事研究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第85-86頁）
布什思想的優越之處在于，他關于自由探索的思想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與自主性原則聯系在一起的，與研究活動的內在質量控制（同行評議）、研究與教育和培訓的結合聯系在一起。這是布什思想取得成功的保證。這些原則不僅被美國科學基金會，而且也被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及其他一些資助機構采用，成為科學健康發展的保證。
政府是科學發展的主要支持者
1945年7月初，布什把報告呈送給新就職的杜魯門總統。這份報告很快便向公眾發布。發布的當天，《紐約時報》的頭版以大標題刊登了關于報告發表的社論。很快，這篇報告超越了意識形態、黨派和地理上的限制，廣為流行。學者們對《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的反應是立刻就把它當作經典文件。
布什關于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具體措施引起了爭論，盡管他關于建立單一的支持全國基礎研究的機構的具體設想并沒有成功，但他關于政府支持科學發展的總的思想卻取得了勝利。從1945年報告發表到1950年美國科學基金會（NSF）成立的5年間，布什的觀點在政策圈內大為流行，各機構都開始大力支持科學的發展，聯邦政府成為科學的主要資助者。這一點對于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許多美國學者在講到戰后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時，總要說上這樣的話：戰后，聯邦政府成為科學的慷慨的贊助者。隨著政府對科學的資助成為常規性的活動，這一點的重要性常常被忽略。如果想想這樣的事實，我們便可以對此有更深的理解：在1935年，美國聯邦政府的投入只占全國研究與發展（R&D）投資的13％，占國家總收入的0.35％，而到1962年，聯邦政府對R&D貢獻已經升到近70％，占國民收入的3.3%。聯邦政府對科學技術投資的重要性特別表現在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上。按布什的建議，大學是政府應該保持的科學力量。“二戰”以后，政府成為美國大學的主要資助者。聯邦對大學的支持采取競爭的、以同行評議為基礎的補助金形式，研究型大學成為美國科學技術體系的中心，大部分基礎研究是在大學中進行的。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大學的研究體系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幾乎包括所有科學領域的系統。
戰后，美國各政府機構（國防部、能源部和國家宇航局等）并沒有完全按照布什關于自由探索的思想支持基礎研究，而是發展出使命導向的基礎研究（missionoriented basic research），即各聯邦政府機構按其使命支持大學的基礎研究，資助的重點領域是計算機、電子、材料科學、與軍事相關的應用科學和工程以及醫藥和生命科學。資助的原則是：基礎研究最終要能產生效益，體現出目標趨向，集中在資助者感興趣的領域。即內在的標準和可能的貢獻：基礎研究表示的是科學進展和直接應用有距離，但不是沒有應用考慮。結果，政府對大學的多源投資，在高技術領域——尖端電子、空間技術和醫藥等領域形成了實質性的力量,美國成為現代高技術的發源地。使命導向的基礎研究并沒有否認或忽略科研活動中研究人員的探索自由和創造性，而是在研究領域方面有所引導。從總體上看，政府接受了布什關于科學研究引領未來的信條，大力支持超前的、長期的基礎研究。我們從美國信息技術的發展史可以看到政府支持的基礎研究所發揮的引導作用，互聯網的發明是最出色的例子。自“二戰”后，重視科學研究便成為美國政府的傳統職能，強大的科學基礎無疑是美國國家實力的基礎。
可以說，《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成為美國政府支持科學發展的思想源泉。盡管戰后美國科學沒有完全按照布什的模式發展，但可以說，布什模式的精神一直影響著美國的科學發展。
科學不僅是無止境的邊疆，還是取之不盡的資源
直到20年90年代，布什關于科學發展的思想一直在美國科技政策中占主導地位。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經濟競爭的加劇，要求科學研究為經濟發展直接服務的壓力越來越大，布什的思想開始受到挑戰和質疑。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著政府的變化和預算的危機，在美國關于基礎研究與國家目標關系的一系列政策議題開始引起激烈、引人矚目的大討論，從喬治·布什政府的最后幾個月開始，到克林頓政府執政的一年半達到頂峰。在不斷的對話和爭論中，科學界和政策界形成新的共識。1994年美國發表的《國家利益中的科學》和1998年國會的《開啟我們的未來——走向新的國家科學政策》代表了新時期科學政策發展的思想。
《國家利益中的科學》報告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布什在1945年闡述的科學投資戰略思想：科學是一種具有豐厚利潤的、無盡的、可持續的資源，“政府應當承擔起促進新的科學知識的傳播和培育青年科學家的職責”。歷經半個世紀，這句至理名言已得到一次又一次驗證。對基礎科學的回報是巨大的。“科學確實是一個無止境的邊疆……科學還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資源”。報告指出，科學不僅對布什報告中所指出的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人民健康是重要的，而且對于新的國家利益——環境也是重要的。《開啟我們的未來》則指出：“雖然我們已認識到了國家安全、健康和經濟對科學和工程的持續需求，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挑戰，使我們認識到科學和工程應該發揮第四個作用，即幫助社會做出好的決策”。在論到加強基礎研究與國家目標的聯系時，《國家利益中的科學》指出科學知識是達到國家目標的必要條件，不過布什報告隱含的線性模型不再有效，而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密切關系，任何一方面的進步取決于其他方面的發展；而《開啟我們的未來》則強調，要確保新思想的產生，同時要確保發現之源不成為滯水而能得到有效應用。我們看到，時代的變化對布什關于科學發展的思想做了改進和增添了新的內容。
科學的發展要“以科學為基礎”
2001年9月11日，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生。在國家災難面前，美國科技界積極響應國家向恐怖主義宣戰的號召，迅速投入反恐和保衛國家安全的行動中。同時，美國許多聯邦機構和部門紛紛采取關于反恐的科學技術行動措施。一系列新的技術很快研制出來，并用于反恐活動。在反恐的主題下，國防和健康兩個領域的預算大幅上漲，解決國家的急迫難題成為科學技術的頭等任務。
2002年4月11-12日，在“911”事件發生的半年后，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物理學家馬伯格（John H. Marburger III）教授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舉行的第27屆科技政策討論年會上發表了題為“‘911’之后的科技政策”的演講。在回顧政府和科技界把科學技術用于反恐戰爭的積極措施之后，馬伯格指出，用于降低恐怖襲擊危險和后果的手段大部分已經內在地存在于今天可以利用的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中，只有很少的領域需要進行額外的基礎研究，特別是與生物恐怖主義相關的領域。迄今為止，更大的挑戰是明確要讓技術執行的具體任務，把技術有效地布置在需要它保護的大量分散的系統中。因此，國土安全的深層的和嚴重的問題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是一個實施和執行的問題。由此，馬伯格認為，雖然反恐包含重要的R&D成分，但是一般來說這一成分不會成為資助科學的重要的驅動力。他說，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科學在反恐戰爭中不重要，也不是說大量資金不會投到解決對反恐戰爭起關鍵作用的技術難題中，但是，科學是以自身強有力的動力前進的，由此產生出解決諸多社會難題的方法，包括反恐。聯邦政府對科學的支持必須首先以保持這一動力為指導，其次，抓住它為發現和改進人類條件所創造的機會。馬伯格稱這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政策（“science based” science policy ），它不同于或許可以稱之為“以問題為基礎”的科技政策（“issues bases” science policy）。科學具有先導性，它會沿著與任何社會目標都沒有明顯關系軌道前進，但由它帶來新的技術對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政策”更重要的含義是科學具有的內在的需要和過程，如果整個科學機器要有效運轉的話，必須支持這些內在的需要和過程。如果忽略了這些需要，而直接根據想要科學解決的社會難題的嚴重程度指導科學資助的話，那么可能豐富的只是科學機器的一部分，而且降低了解決關鍵難題的能力
我們從馬伯格這番講話中再一次聽到萬尼瓦爾·布什聲音的回響。它提醒我們，越是緊急的時刻，越需要看得更多、看得更遠。科學技術不僅需要為解決當前緊迫的問題服務，而且還要為應對更為長遠、更為廣闊的挑戰作準備，為此就要保持科學自身發展的強勁動力。
我們看到，在近60年里，《科學—無止境的邊疆》的思想一直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為什么它有如此長的生命力？簡要地說，《科學——無止境的邊疆》是科學發展300多年來在科學界已經形成的共識的反映，是科學技術在“二戰”中成功經驗的反映，是布什自己組織和領導科研活動的親身經歷的反映，它反映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學發展的規律。
最后，筆者認為中譯本把作者署名為“布什等”是不妥的，而應直接署名布什１人。雖然“科學——無止境的邊疆”報告正文是基于四個委員會的分報告，但是它無疑出自布什本人之手（見中譯本1980年版導言，第3-4頁；1990年英文版第ix頁），而且在英文原著中，所署的作者是布什１人。
